也就意味着华夏从周朝起，最后一个国家的旧贵族也消亡了。

　　汉，就是全新的一代人。

　　在面对战后荒凉的局面，刘邦，嗯，应该是萧何，因为萧何才是管具体实务的，开始不再强调国仇，而是大讲家庭孝顺。

　　这是阳谋。

　　旧贵族残余即便是明白，也没有办法做一些什么，因为在汉初的这个时候，华夏从战国起就一直征战不断，已经是极度厌战了，所以当萧何提出以家庭为重，以父母为重，生孩子光荣，多生多奖励的政策之后，自然就顺应了时代的需求，成为了以『孝』治国的典范。

　　萧何之后的丞相也继承了推动『孝』的策略，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动，因此还多了个成语典故。

　　斐潜也喜欢阳谋。

　　干干净净的摆在台面上。

　　因为百姓虽然没有发声的喉舌，但是他们本能的会反馈，会选择。

　　一个政策顺应时代需求，那就推动得很顺畅，不需要特意费力的去推，就像是从山坡上往下滚动石球，只要一点点用力，它就自行往下了，而且在这个时候，关键的不是推了，而是要拉，要控制速度，还要控制着方向……

　　汉武帝初期也是如此。

　　到了汉武帝之时，在『孝』的基础上，再强调了『忠』，对于匈奴的痛恨，是全大汉范围的愤怒和仇恨，这是时代大势，所以汉武帝初期推动政策很顺利，但是很可惜的是汉武帝并不懂，或是说没有完全懂，以至于在征讨匈奴只是为了仇恨，为了消除威胁，并没有研讨和探寻去获得什么效益，最终导致民众无法承受沉重的战争负担。

　　再加上汉武帝本身的原因，他怀疑臣子，甚至怀疑自家孩子，所以他推行的『忠』基本上是单方面的，当某个臣子对于汉武帝有用的时候，便是宠信得不得了，但是一旦汉武帝对其产生一丝怀疑，就会立刻翻脸不认人。

　　到了汉武后期，征讨匈奴就是逆势而为了，事倍功半。

　　汉武之后，不管是匈奴残部，还是羌人叛乱等等的纷争，就很明显不是大汉的时势了，混乱不统一思想，朝堂本身对待边疆问题摇摆不定，民间也没有共同的认知，故而出现各种奇葩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　　所以不管是汉代起初的『忠孝』，还是到了三四百年之后的『忠孝』，虽然说都是汉代，但是实际上其本身蕴含的意思都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。

　　华夏是融合的，是多民族的，但是并不代表着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成不变的，但是也不代表着所有的东西都能随意变化的。

　　探寻着华夏文明，会看到一条很清晰的脉络，从上古时期一直往前延伸。

　　『致世之用』。

　　斐潜深刻的知晓这一点。

　　不符合时代要求了，就要去改，不能用了，就要变。

　　上古的华夏先民，未必懂得什么理论，也不清楚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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